[ No.3 ]   从国歌在中国特色的演(奏)唱中失去光芒所想到的   ★ 作者: china余   投稿日: 2008年09月03日 (星期三) 23:30:14 从国歌在中国特色的演(奏)唱中失去光芒所想到的 　奥运期间是我们民族的大喜日子，我想大家一定是很开心的。因此就停下了手中的笔，原因是我这个人不善于歌公颂德，出手难免使一部分人扫兴，所以不如乘此时间练一下小提琴，恢复一下对其的研究。(自3月中旬着手写对国际上排华势力进行反击的“匹夫畅想曲”以来几乎没有认真地练过琴) 　凭心而论，张大师导演的奥运会开幕式与闭幕式都是非常非常之成功的，众所周知，张导在调动大场面与色彩的运用上的能力是没得说的。当然当时网上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记得有一篇较著名的文章是“可惜张艺谋管不到话筒”。 　现在奥运结束已一个星期了，由于在看奥运转播电视时，有一位日本朋友在看到全体起立唱国歌时，说：“可惜中国的国歌不　怎么样”，我当时想可能是因为一般参与齐唱的观众没有在一起受过训练的原因吧?就没有及时地回答那位朋友，但是到了后来，中国每得一块金牌就会有一流的专业乐队为之演奏一轮国歌时就感觉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了。因此，奥运会结束后我认真地思考了一下，回答了那位日本朋友，当然是很有说服力的了，大家不知道，那位朋友在十多年前曾经对我说过：最使他感动的中国电影是60年代初期看中国拍摄的“聂耳”当时包括他在内的很多日本的青年们就有过受其青春活力的影响而参加当时盛极一时的日本学生运动的。所以我就告诉他，中国的国歌是就是聂耳写的，这是一首用西洋的进行曲式写成的歌曲，只是可惜现在中国的大众们还不怎么清楚进行曲的实质性特征而是运用自己熟悉的中国曲式的唱法来演唱它，这就大大地削弱了其魅力与战斗力了。我向朋友解释了一下进行曲的之所以成为进行曲的特征，并将关键的地方唱了一遍，朋友高兴地笑了，啊!原来如此。其实日本人也与中国人差不多，虽然他们的中小学校几乎都有较大型的西洋的管鼓乐队，一旦集会，游行，是蔚然壮观的，在脱亚入欧的社会进程中，是日本建立民族优越感的一个巨大因素，可惜他们也还没有真正地理解西洋音乐，就象我在献给伟大母亲中国一文里说道的：“农业机械化并不等于农业的(资本主义化)现代化一样只能徒有虚名与外表而已。 　 　在此我想向大家解释一下关于与本次奥运会有关的音乐问题。因为我在自己的长文“匹夫畅想曲里说，我在自学音乐，在研究小提琴演奏法，并大量的引用音乐见解来说明问题，但我现在还买不起设备，所以暂时还不能通过录像录音来现身说明。这一次遇上了国歌问题，因为大家熟悉，我想也许仅用文字也能说明问题，所以也就算是来个借题发挥吧!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国歌是聂耳所写的“义勇军进行曲”，这是一首标题音乐，文革时曾经改写过歌词而成了四不象，结果又改了回来。那种中华儿女在国难当头时期挺身而出、义无反顾的一往无前的悲壮之情，使之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品、一个时代的写照，那是随便可以改的吗?。当然，我这篇文章之重点不在此，而是在解释“进行曲"的曲式上。 　进行曲是西洋曲式，构成的结构速度与记录方式是，4分之2拍子形式。这种歌(乐)曲的结构不象3拍子的西方舞曲结构一看一听就明白。4分之2拍子形式是西方与东方乃至全世界共有的曲式。这就意味着人们能够自然地用中国方式唱西洋歌曲。但是，是中国味，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那么，4分之2拍子的曲式是通过什么来构成进行曲的呢?　回答是以特有(中国过去没有)的节奏型而构成的。 　我们现在称呼西洋音乐为古点音乐，或严肃音乐是一种错误的定义。为什么说是错误的呢?他们不是产生于巴赫时代的产物吗? 是的，那是产生于欧州中世纪后半期的音乐。 　而我们中国现在所运用的曲式则是纪元前就有了的曲式，这才是真正的古点音乐，这种音乐产生于与生命的呼吸相呼应的有节奏的劳动号子与欢庆丰收时有节奏的情不自禁而手舞足蹈相应的欢庆之声响。经过漫长的岁月就形成了有规律的节奏形式与曲式构造。其节奏与生活生生相息的中国钟鼓声一致，弦律展开与生活习惯和诗歌语言表达形式一致。比如：一对一答的四行诗与八行诗。 　其实，西洋也毫不例外，刚开始时与我们没有什么两样， 　但是，西洋在基督教逐渐在社会上得到了普及，而教堂里发出的钟声使人们的节奏感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敲钟的方法与中国的方法完全不同，是在钟的里面以一小钟来敲击外面的大钟，发出的响声先是小钟较弱的“咣”然后紧接着的是大钟响亮的“当”。这就是说用弱声的“咣”敲击强有力的“当”而发出“咣当”“咣当”的撞击型节奏的钟声。这种钟声的节奏打破了自古以来安定的四平八稳的中国式钟声节奏的一统天下的格局。由此一钟声而构成的及有附点节奏特质而形成相应的洋鼓队节奏，由于西方现代的音乐是从教堂音乐发展形成的，这一节奏也就逐渐地成为了西洋音乐的核心节奏型。 　现在，话又说回来，那么，进行曲呢?进行曲就是建立在这一节奏基础上加上不时地加上三连音音形的构成的曲式，由于基督教常有狂欢节游行与对异教徒的圣战的远征队列式行军，逐渐就形成了以洋鼓队鼓点声相呼应的进行曲。 　在四平八稳的中国式的传统节奏中附点音符是从属于一拍子中的长音的、而弱拍子是从属于同一小节中的强拍子的(这在中国的专业乐团的音乐配器上特别明显)，因此在唱或者演奏进行曲(国歌)时就会自然地将附点音符归类于前面的主音拍子里而将其与即将撞击的下一个主音切割开来而导致曲子失去向前推进的动力。在进行曲中三连音音型的作用更加重要，通过将三个连续急促的短音排列起来构成奔流式的力量去撞击下一个主音而形成排山倒海的气势，撞击出光芒四射的火花。这一光荣的使命主要由管乐对的小号来承担。　 　大家唱国时，可以试一下：　将一开始的“起来”换成“达当 - ”(将咣改为达容易唱一些)唱至后面的连续三个起来时，也换成三个“达当 - 达当 - 达当 - ”而且，一个比一个沉重有力，此时一定会形成震撼人心的“雷霆万军之势”。我想聂耳先生听到这里一定能够笑眠于九泉。 　在我们的民族音乐中拍子与节奏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在学习小提琴的人中　 很多人被要求使用节拍机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因为，大多的人搞不清楚，在西洋音乐中节奏与拍子的关系，我过去也搞不清楚问过很多的人，结果都不能找到好的答案，特别是对复杂的西洋音乐来说。十七八年前受到过恩师的点拨直到最近才终于弄明白了。这次刚好遇上较简单的义勇军进行曲问题，估计这一解释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个较科学的标准。 　 　再对奥运会上其他的几个音乐现象提点看法。 　在奥运会闭幕式上一开始，我们看到有两三百人之众的大型管乐队站在中央，确听不到有特色的气势滂渤的音响，这是令人遗憾的，原因应该是如上述所叙(洛山基奥运会上的管乐队人数不多，确能让人难以忘怀)。如果，将其换为十几个少先队的洋鼓方块队，在椭圆型的会场里操练八卦阵也是很有中国味的洋操，那整齐划一的步伐声、鼓点声，那划破长天的少年号角声，在大型管乐队的助威下，决不于亚于100年前列强们的洋枪队。它标志着我们将汇流百川，奔向大海，义无反顾地融入世界拥抱未来的决心。最后雄壮的小号声在洋鼓那整齐、交错、密集、划一的鼓点声中吹奏着阵阵地夺人心扉的三连音中烘托出“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这首孩子们心目中的时代进行曲。可惜!这只能是马后炮。 　 　其次，是几位女士在一起高唱民歌，第一声的领唱效果的确不错中国的民歌味十足，但马上接着采用西洋的多声部合唱的形式来演唱，确是一大败笔，我想张导一定是希望体现中国古代的“凤鸟和鸣的意境”，可惜编曲的人与众多的关系者们没有感觉到我们民族的过去的民歌是以五声音阶为主的，不象西洋音乐是七声音阶，及缺少构成不协和的属7和弦的导音，因此声部一多就容易让人有一种失去调性而不知所从无以所归的感觉。事实上如果即使请多明戈用意大利唱法来唱我们的民歌，虽然唱法不一样，但唱出来的也还一定是中国民歌。可是如果用西洋的和声法来武装我们中国的民歌就会变质，就会变成四不象，大家品味品味这是不是非常地吊脆。 　也许是过去辉煌的历史原故，我们一直以为并引以为傲的以此为中心的中华文明象一个大染缸，无论什么异文化都能使其溶化在其中，个中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中华文明在人类的初期文明中一直处于领先于其它文明的地位之上。但是西洋的现代文明是在中世纪末起因于文艺复兴运动中所涌现出来的以反对禁欲主义以及传统思想行为的束搏、砸碎精神枷锁为目的、旗帜鲜明的叛异势力。正是这样一大批的伟人们在这场让时代脱胎换骨的斗争中取得了在文化领域、音乐领域、绘画雕塑的艺术领域以及哲学与思想(包括科学)领域的绝对性胜利，创造出空前巨大文明成果，并为其构造出文明的以文学、音乐、艺术之三大自支柱，进而奠定了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崭新的西洋文明基础。特别是在音乐方面建立了一个完全有别传统音乐以及人的自然属性习惯性相呼应之节奏的崭新世界。 　音乐也从短小的歌曲舞曲发展到大型奏鸣曲、协奏曲，交响曲。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无标题音乐”的大型乐曲，例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命运的题目是后人加上去的。为什么后人会将“命运”冠以为名呢?那是因为其交响曲的“主题”就象“上帝在急促地敲打着人类的命运之门”，(很遗憾文章里插不进乐谱)　其主题是由一组三连音加上一个长音，及4个音符构成的一个音乐动机，这一节奏型在前面关于进行曲里解释过，这里将再重复一遍，用汉字来表达的话就是：　“打打打 门　-　”,打打打3个打字是由1拍子构成的急促的三连音，门是一个长音。 　一般用中国的习惯的节拍概念来演唱的话，就会将三个“打打打”音紧缩在1拍子里唱、然后再集中力量唱“门”字(自然地形成打字与门字的间隔)，而且想当然地以为只有这样才显得有力。而西洋音乐呢?在此时已经发生了如前文所说的深刻的变化，那就是将弱拍子的打打打”的第三打直接打在“门”上构成了一组新型的节奏形态，一种崭新的震撼人心的音响效果。这种咄咄逼人的敲门声具有迫使作者、演奏者与听众，以各种不同的心情急切地向前展开、跨入命运之门，等待着他们的是用各自感受拥抱着自己的命运、各自书写着自己的也许是壮丽的也许是惨淡的人生。有趣的是在我们的普通认识上，会有人(特别是老师们)经常问你在演奏某某乐曲时想到了什么?这是因为我们是以对东方标题音乐有较多的认识的缘故，比如：“小提琴协奏曲梁三泊与祝英台”演奏者不能不进入角色化;但是如果经常接触西洋音乐特别是无标题音乐的人就会有另外的体会，那就是你在演奏中感受到什么?发现了什么?释放出了什么? 　这些正是西洋音乐创造出来的崭新的空间。它很象春秋时代的散文与现代的论述文，设定一个主题，自由地展开，自由地抒发，自由地宣泄，自由地雄辩，自由地摆开战场;你的魂魄可以随之穿过高山、穿过平原、穿过海洋，穿过太空。在作曲的方式技巧上更是高度的自由，作曲家们在曲子展开之后，自由地对行进中的节奏与弦律使用错位，切割，变形，转调等等超越一般人的常规思维形式的各式各样的手法与方式来撞击、改变主流节奏(在撞击中闪现出辉煌的火花)而将表现力创造力推向空前绝后的高度。当然，这种我称之为“主题音乐”的主题与文学上的具有具象意义的主题是完全的两回事，这里的音乐主题仅仅是一组音符所构成的乐曲的最小单位“动机”它就象一棵不受束搏的自由元素。稍为有点遗憾的是这些伟大的作品也象中国古代的经典文章一样没有豆号和句号。这就让后人，特别是对于我们东方人来说，必须学会他们的分句方法才能正确地演奏与表述。 　最后是、张导很善于用大鼓，可惜在如此的大场面里如果能加上大型的古钟的话，巨大的回音会构成何等壮观的钟鼓其鸣辉煌效果应该是可想而知的。 　文章写到这里虽然是音乐问题，但反映的是我们包括国家级最高的专业机构在全方位上对西洋文明以及他们的思维逻辑与方式的理解还是比较肤浅的，可怕的是现在国内熳然着好象已经与西方已经没有什么差距了的情绪，这才是我们应该引起警觉的问题。 　我们知道我国包括东邻的日本的青少年连续在西洋著名的小提琴国际比赛中获得金奖已经持续将近30年了，可惜这些青少年的精英们虽然掌握了世界超一流的演奏技术但长大成人之后确没有一个人能成为国际级大师。但是生活在西洋的中国人马友友就能成为大提琴的世界级的超级大师，他的演奏既能完美地演释西洋的精髓又富有东方神韵。是中西合璧最完美的化身，这就是说古老的中华文明加上现代的西洋文明等于最完美的未来文明。如果仅是拿点西洋的皮毛到我们的大染缸里泡一下装修一下门面，就以为能够发展中华文明了的话，那就等于自欺欺人。 　我想，各行各业的精英们，包括领导干部们如果能看到我的各类文章以及提案一定会有所启发有所收获的，可惜，不少网管们在想方设法尽量不让人们接触我的文章实在是令人遗憾!!不管你信不信，如果张大师能有幸看到这篇文章一定会在内心里感激我的。来日方长啊!我深信这一点。如果全国的中小学的音乐教师们如果能用我研究的出来的新观念所介绍的西洋唱法方法来教孩子们唱国歌，不用花一分钱，而且，能够立杆见影，孩子们的精神面貌就可焕然一新。

[ No.2 ]   读余秋雨“西天梵音”有感于维心史观在腐蚀着中国文化人的良心   ★ 作者: china余   投稿日: 2008年08月05日 (星期二) 23:33:37 读余秋雨“西天梵音”有感于维心史观在腐蚀着中国文化人的良心 　最近，我在网上还看到了另一篇文章，就是余秋雨的“西天梵音”，从阅读中让人感觉到余大师作文章的严谨与博学，文章付诸了余先生多年的心血，当然是能给人增加不少的见识的。我把余先生搬到这里来，实在是有点不恭，但其具有的代表性迫使我不能不说几句。 　首先，是历史观，在先生文章里感觉到先生的叙述里，中华文明=儒教;　而佛教能够在中国得以接受与发展是因为它能弥补儒教的缺陷与不足。 　关于这一点，我想大多数的中国人，特别是有良心的文化人是不能苟同的。 　当一个文化流派堕落成一个中宗教形态时就意味着文化的死亡，象征着文化人将良心卖给了魔鬼。 　我们可以按照上面所解释的中华文明的观点，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的话就是： 　所谓的儒教应该是一个孔子文化流派堕落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工具时而形成的宗教化的权力形态。但这是一个与庶民拉开了距离阶层，佛教恰恰能够填补这一社会空白，而且还因为佛教要求人们禁欲要人认命，符合统治者的期待。 　再进一步地说就是： 　自从董仲舒借用皇权“罢默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推行的裹脚文化+麻醉百姓，主张“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佛教功能”来抑制国民追求响往自由平等与富裕幸福生活的欲望而堕落成为中华文明的糟粕。 　我们伟大的中华文明诞生与根植于让世界为之景仰的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而产生的灿烂文化以及贯串于其中的人文与哲学思想。 　我们为我们曾经拥有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墨子、韩非子等伟人而骄傲，我们更应该感激历史巨人司马迁，他忍辱负重，将自己的理想、良识寄托在为中华民族撰写辉煌的过去，并忠实地记述在“史记”里，为我们留下空前绝后的宝贵遗产。 　他的一生书写着我们民族，我们的文化人最为自豪的“良心”。就是这种“良心”养育出伟大的李白与杜甫，即使是在独尊儒术的黑暗时期也是具有这种“良心与叛逆精神”的伟大的作家们为我们留下了以四大名著为代表的大量文化遗产。 　其次，就是请先生对照一下司马大前辈，在对照与反思的过程中一定能够理解到为何社会上如此渴望，如此企盼、如此地需要、如此地呼唤着文化人的艺术家良心。(实在是有点对不起，因为先生的文章里散发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无奈、以及避世的气息，晚生实在是于心不忍。)

[ No.1 ]     ★ 作者: china余   投稿日: 2008年07月22日 (星期二) 07:55:51 　与郑永年先生商榷: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 　郑先生在文章中提到的重大课题：“温家宝总理在见科学家钱学森时，提出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的问题”。 　余以为问题并不是太复杂，关键在于这几十年来，中国人所受到的教育史观是非常有关系的： 　50～70年代是否认历史，80年代以来是清末的慈禧腐败，国力衰退，得出的结论就是落后就要挨打，好像如果当初是处于盛唐的国力就一定不会败在洋人的炮舰之下。 　其实当时如果没有西洋人的炮舰，中国的封建王朝一定还会轮回地再转上2000年。 　是什么使西洋人脱胎换骨，她们的脑袋为什么会搞出那么多的新名堂，搞出我们祖宗18代连做梦都作不出来的现代化社会。 　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不愿搞明白它;特别是专家学者也不想花力气搞明白它，只会用：毛泽东惯用的“解放生产力”，全力搞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来教育下一代。 　但问题正象郑永年先生在其文章一开头就写道的:“中国的新一代是吃着麦当劳，读着哈利波特长大”， 　这就是说：我们大城市的人们，官员，学者们在一边尽情地享受着西洋文明的副产物，一边吟味着： “我们有过四大发明的辉煌，我们现在差不多天天都能泡麦当劳了，这是我们强大起来的象征，再过10年8年也许我们还能超过洋人也说不定。 　结果，我们的后一代以为西洋人都象哈里波特一样靠的是从魔术学校学来的本领，都以为可以凭借魔术就能把世界彻底地翻个底朝天。因此出不了“大师”也就一点也不足为奇了。 　问题的实质并不象郑永年先生强调的是所谓之文化管制问题，而是，是否应该唾弃唯心史观的问题。 ※　郑永年先生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所长，文章登载于新加坡联合早报上。